伊朗政坛近日围绕一场“政变疑云”，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公开争吵。
据悉，议员哈米德·拉萨伊、前议员卡姆兰·加赞法里等主战派人士，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主和派的核心人物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加利巴夫等人，公开指责他们发动了一场针对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变”。
强硬派口中的“政变”并非指佩泽希齐扬等人真的以武力手段扣押穆杰塔巴，而是认定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地位，逼迫穆杰塔巴向他们低头，从而事实上掌控了美伊谈判的主导权，所以其实叫“逼宫”比较合适。
这番指控的分量之重，在伊朗政坛极为罕见。而强硬派此番发难的直接依据，是穆杰塔巴本人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发表的一份声明。
穆杰塔巴在声明中明确表示，自己在此事上持不同意见，但鉴于总统佩泽希齐扬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其本人和委员会成员承诺维护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的权利，并且明确承担了责任，所以自己最终批准了这项行动。
这段话的措辞极为考究，既保留了个人立场的独立性，又为总统团队的决策行为提供了合法性背书，但恰恰是这种“既不同意又批准”的微妙表述，为主战派提供了攻击主和派的政治弹药。
面对强硬派的猛烈攻势，佩泽希齐扬等人并未退缩，而是选择在经济困境这个最现实的层面上为和谈辩护。
佩泽希齐扬在公开活动中直言，战争和制裁已经摧毁了伊朗经济，许多年轻人失业、对未来感到迷茫，政府不得不给失业者发放救济金，却收不上来税。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战争，政府挪用了2000万美元石油出口收入用于采购军事装备，但他紧接着发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警告，等到政府无力继续支持革命卫队的时候，战争就无法继续下去。
这句话既是对强硬派的经济施压逻辑的摊牌，也是在向整个政治精英阶层传递一个信号，继续战争的经济基础正在被消耗殆尽。
伊朗国内主战与主和两派现在争夺的核心，其实是一个更高层面的问题，即谁有权定义穆杰塔巴的真实立场。双方都试图宣称自己拥有最高领袖的最高指令背书，以此来左右美伊和谈的方向与节奏。
这场争夺战的背后，是伊朗不同派别之间长期积累的立场分歧与利益冲突。
总统佩泽希齐扬代表的改革派、议长加利巴夫代表的务实保守派以及部分温和保守派人士，如今已经形成了共识，认为已经到了必须与美国进行和谈、避免持久军事冲突、同时争取以外交途径推动美国解除制裁的时候。
而反对谈判、批评政府签署备忘录的主战派，则主要来自保守派阵营中的极端保守派。这些人从根本上拒绝与美国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担心主和派会在谈判桌上作出过多的让步，最终损害伊朗的国家利益和数十年来苦心经营的地区威慑体系。
更深一层的矛盾则根植于权力分配。在此次与美以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之中，以革命卫队为代表的伊朗强力部门实力急剧膨胀，在国家日常管理和经济运行中的话语权都大幅增加。这种战时状态下形成的权力格局，使得强力部门中的一部分人并不希望谈判太快完成。
毕竟，一旦和平协议签署、制裁逐步解除，政府与议会将有更多机会收回在战争期间被强力部门接管的那部分权力和资源。换句话说，对一部分人而言，战争状态本身就是利益的来源。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尚未就美伊谈判问题作出明确的立场宣示。
这种态度不明并非优柔寡断，而是一种求稳。穆杰塔巴是在以革命卫队为代表的保守派力量支持下才得以接任最高领袖的，因此他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内主战派的政治诉求，不能一味地支持主和派去推动和谈。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只有在伊朗真正恢复和平之后，穆杰塔巴才能更加充分地利用几派之间的矛盾，逐步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避免被革命卫队完全架空。
在战争状态下，手握枪杆子的力量天然占据优势，而和平时期的权力博弈则需要更复杂的平衡术，这正是穆杰塔巴更需要的政治舞台。
另外，还有一个外部因素迫使穆杰塔巴保持谨慎。眼下美伊两国之间严重缺乏政治与军事互信，谈判本身进展得就极为艰难，加上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始终在外部扮演着破坏者的角色，谁也无法确定这场谈判将延续多久，以及最终能否达成一份令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穆杰塔巴现在不急于亮明态度，恰好能够降低自身因谈判失败而遭遇政治指责的风险。
强硬派目前对备忘录的攻击虽然声势浩大，但毕竟有穆杰塔巴亲自批准的声明为总统团队托底，如果日后谈判果真出现问题，穆杰塔巴大可以回过头来强调，自己当初就对和谈持不同意见，将责任更多地分摊到主和派身上。
这场所谓的“政变疑云”，归根结底是伊朗内部不同派别与不同政治思想路线之间的一次激烈碰撞。穆杰塔巴显然希望稳坐中央，通过在日后不断调解矛盾来逐步稳定自己的权力根基。
然而，内部矛盾的长期存在与公开化，本身就会对伊朗的政治团结造成难以忽视的负面影响。
在美伊谈判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德黑兰的内部争吵都可能被对方视为可资利用的弱点，而这恰恰是当前伊朗最难以承受的代价。
文｜黄治茂 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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